原标题:最后的「花边」之王「你没有我这个爸，我也没你这个女儿。」20多年过去了，赵奇梅依然记得父亲撂下的狠话。那时，父亲是萧山抽纱厂厂长，她是生产科科长。赵奇梅很清楚，自己是父亲选定的接班人。但她还是

  那时，父亲是萧山抽纱厂厂长，她是生产科科长。赵奇梅很清楚，自己是父亲选定的接班人。但她还是打定了主意要走。

  在她的记忆里，那是一个生死节点。引入绣花机后，花边产量大幅度提高，制作成本也下降了40%。萧山几百家花边厂都开始改做机绣。千针齐绣的机器大潮下，手绣处境岌岌可危。

  厂内职工听到风声，第二年工厂实行改制，所有人都得下岗。同科室的20多个人都走了，赵奇梅也不愿留下，「不走，这辈子就死在花边上了。我才30多岁，肯定要寻找自我的出路。」

  她最终炒了父亲的鱿鱼，尽管转身离去时，那句「走了就别进家门」砸在后脑勺上生疼。

  一手栽培的女儿决然出走，很长一段时间里，赵锡祥都难以释怀。过去他曾面临同样的矛盾困局，选择却与女儿截然不同。

  萧山花边本是舶来品，源于意大利威尼斯，是在欧洲中世纪民间刺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抽纱刺绣。据《中国实业志》记载，民国八年，沪商徐万庆将花边技术传入萧山坎山镇，招收了首批习艺者24名女工，并开设了第一家花边厂「乔治花边厂」。

  融合中国传统的刺绣艺术后，针法由最初传入时的两三种增加到30多种，品种从衣边、被口、小盘垫扩大到长茶几套、台毯、床罩，萧山花边自此开枝散叶。

  赵锡祥记得年少时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人挑花边，「一个小伙子干一天农活，赚十个工分也就五毛钱，一个姑娘绣一天花边，也能有个五六毛，要是晚上也绣，收入比小伙子都高。」鼎盛时期，萧山及周边县市有超过20万人从事花边生产。

  赵锡祥的父亲是第一批做花边生意的商人，在萧山经营一家小作坊。他们将村中绣娘绣制的花边交给上海代理商，出口到瑞士、意大利、德国等50多个国家，一个月能赚相当于现在一两万的收入。

  这么好的买卖，父亲早早就考虑接班人。可原本要接手的哥哥，执意要去绍兴做入赘女婿，「女方书香门第，条件也好，家里的小生意他看不上了。」

  父子俩吵到不可开交，大伯姑妈都来调停，商定的结果是，「天要下雨娘要嫁人」，让哥哥去，16岁的赵锡祥接父亲的班。「没办法，小狗拉出来当马骑。」

  赵锡祥其实也不情愿，「我当时成绩很好，不是第二就是第一，高年级的学生都考不过我。」

  他的班主任张老师曾八次到他家，劝他父亲改变主意。当时正值是土改，赵锡祥甚至想，把政府分的地卖了也要念书。可父母身体抱恙，他最终什么都没说，挑下了这个担子。

  接替父亲的位置后，赵锡祥成了小作坊主。1954年，各个花边作坊联合成立了花边经销处，他成了公司的股东。

  1955年，花边生产被纳入国家计划，走上了集体化生产道路。五个花边供销生产合作社相继成立，他被调入坎山花边社，担任业务员。1958年4月，五个花边社被合并为萧山花边总厂，他进入设计室开始研习花边设计。

  师傅胡兆康是第一代从事花边设计的老艺人，业内尊称他为「兆康先生」。他不大爱说话，爱吃酒。每回吃完酒，他躺在躺椅上，抽着一根烟，手就开始在空中比划。赵锡祥后来才明白，那是师傅在脑中构思图样。

  师傅的设计稿简洁大气，针法布局合理，容易制作，很受绣娘欢迎。在设计室，赵锡祥每天的功课就是临摹师傅及其他老艺人的设计稿。

  设计的基本功是画线条，线条要圆润流畅，粗细均匀，不能有断点。画弧线不用圆规，一笔到位，不能用橡皮。

  赵锡祥沉得下心，每天画8个小时，一幅设计稿临摹好几遍。师傅看在眼里，在家中讲起徒弟，也不吝夸奖之词。

  当时他对师傅的女儿一见钟情，正在追求她，「师傅的话就是一字顶千金了。」后来师傅也果真成了他的岳父。

  「西湖窗帘」是赵锡祥出师的代表作。7次写生，4个月构思，他设计了一幅西湖全景图：远景是六吊桥，南高峰，北高峰，中景是三潭印月，平湖秋月，小瀛洲，五星亭，近景是湖边杨柳，荷花，点缀几只春燕。湖光山色，跃然纸上。

  这幅作品是100个绣女花三个月绣制的，用线米，完成后铺在篮球场，摄影师到六楼才拍出全景。

  1972年，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，见到这面窗帘时惊叹不已，随行的基辛格称赞它为「世界花边之冠」。

  这个编号代表赵锡祥在国际上最具知名度的作品「5801全雕镶边床罩」。它将花边和全雕垫棚绣结合，以万缕丝的「虚」，衬托垫绷绣的「实」，使花卉果实突破原有的平绣风格，呈现出浮雕效果。

  这个作品在国际上拿了金奖，很多商人抢着要。当时部分欧洲国家禁止内陆出口，产品由香港代理商经营，销往欧美国家。

  「5801」销路一直很好，迄今为止出口100多万套，为国家出口创汇3亿多美金。代理商发了财，每回看到赵锡祥都非常客气，「赵先生、赵先生」叫得勤。赵锡祥去香港、深圳出差时，他都要请他吃燕窝鱼翅。

  赵锡祥自己从来不舍得吃名贵的菜。才入厂做工艺师的时候，他每个月赚115个工分，合计人民币17.5，给家里9块，自己留8块5。那时食堂最贵的菜是猪肉，1毛钱，带鱼8分，红烧萝卜4分，青菜3分。每次排队打饭，他都想着今天得吃肉，可话到嘴边还是成了「师傅，麻烦打份青菜。」

  后来做了厂长，八九百的固定工资，也就比普通员工高出三四百。他用一生的积蓄换了一套房，现在每个月领五千块的退休工资，日子过得还算舒适。和年轻时相比，他脸庞的轮廓圆了一些，清俊之外多了一丝温润。

  设计花边仍是他日常最大的乐趣，他设计好图稿，将它分割，将图样放大，复制，再去村中找绣娘制作。一张A4纸大小的纹样大概要做七八天，四五百的工钱，他都自掏腰包。

  报酬不低，但能找到的绣娘还是慢慢的变少，几乎都是老人。赵锡祥曾到2个镇5个村去找绣娘，最老的85岁，最年轻的也已56岁了。

  2012，杭州举办薪火传承大师大徒活动，赵锡祥收了4位徒弟。提起几位徒弟，他笑着眯了眯眼，「三个萧山的，两个结婚了，飞不走。」

  4个徒弟之中，王丽华是大师姐。她的外太婆是裁缝，过去在上海南京路做旗袍，珠绣，花边技术尤为精湛。王丽华是家中第4代传人，5岁就开始做花边。

  手绣的立体感，制作者的情感投入，机器模仿不来，可外行人看不出。价值一千的手绣和二三十块的机绣在他们眼中并无分别。

  她开了一家工作室，创作收藏类别的艺术品，去各类展馆参展，也开设了培训班，招收学员授课。但她也坦言，这些并不能带来太多收入。好在她家境殷实，「买了些房子、店面，平日里收收租就够吃穿用度。」

  王丽华感觉自己会一直做下去，没有五年的界限。这一行，她看得清，「我如果不去投入，几乎没人去坚守了。」

  娄银燕是赵锡祥眼中最静心的徒弟，可有了两个孩子后，经济压力变大，她也不得不分散精力贴补家用。

  她开了一家工作室，希望尽快创建自己的品牌。《龙水》是她的代表作，在这幅作品中，她创造出了新的工艺技法。她将其中的花蕾简化，做成流苏球放在工艺馆售卖，销量也不错。

  花边与陶瓷结合的饰品，茶道所用的布艺是她最近的新创作。装饰类的衍生品成本轻，受众广，或许会是一条新出路，「很希望有机会能够百分之百投入，慢慢努力吧。」

  最近她们师妹四个都在做毕业设计，准备参加年底的师徒联展。今年是第五年，她们就要出师了。过去政府给她们每人每月2500的补贴。但期满之后，补贴就将停止发放。

  赵锡祥担心没有政府的资助，徒弟们很难坚持创作。「能不能继承还要打个问号。她们来，我倾囊相授，但也怕开了这个花，没有结果。」

  因为担心技艺失传，2000年西博会前，赵锡祥把所有针法、制作流程与工艺都记载到一件名为「特重工万缕丝精工垫绣镶边床罩」的作品之中。

  设计稿构思了6个月，共有300多张图纸，68位绣娘在四个月里，用1300万针绣出了820朵形态各异的花卉图案，仅一枝牡丹花就包含六七种针法。

  这件作品获得了首届西湖博览会工艺美术金奖，售价达到20万，但赵锡祥不想出售。他将这件作品连同自己多年来的得意之作，捐赠给花边艺术馆，供游人参观欣赏，「自己独乐乐，不如众乐乐。」

  但没开放多久，那间艺术馆就因付不起租金而关闭。赵锡祥只得将作品都收回来，锁进箱中。

  一生之中看花边兴旺，发达，现在萎缩，衰落，甚至技艺失传，赵锡祥的心里并不好受。

  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，萧山数百平方公里的围垦沙地都有花边生产点，挑花女工人数达20万。

  鼎盛时期，萧山花边总厂有5，6万平方的厂房，占地60亩，1500个员工，一年利润有300万人民币，为国家出口创汇约300万美金。

  90年代后期，花边产业走向衰落，女工人数锐减到2万。萧山花边厂，抽纱厂等多家有突出贡献的公司解体，工人下岗。而今萧山花边女工不足千人，多数年过半百。

  同辈之中还在设计花边的，只留赵锡祥一人。81岁的他仍然在和时间赛跑。工作室最中央是一张红木方桌，一天中多数时间，他都在此伏案工作。书桌的左侧是一面屏风式的红木置物架，近二十个格子里摆满了奖牌，半数都是金奖。2012年，他被评为亚太亚太地区手工艺大师，这几乎是行业内的最高荣誉。

  赵锡祥的追求，女儿赵奇梅当初并不认同。出走时，她曾同母亲抱怨，「荣誉不好吃也不好用，爸爸弄到现在也就这样，工资也没高多少。」

  设计花边繁复，枯燥，她并没太多留恋。从厂里离职后，她去外贸公司做业务，五年后当了科长。后来下海经商，在滨江盖了2万平米的厂房，买了十几亩土地，如今积累了亿万资产。

  那些没走成的人，第二年被一两万块钱下了岗，彷徨应对陡然断裂的生活。

  他们曾背道而驰，而今终于握手言和。父亲一生清贫，不过是为自己钟爱的事业，「他的选择是没错的。」